两种教育,一个良心
今天,我和宝麒一起去 Solana Beach 的 Amtrak 火车站接宝麟。一路上,我们穿过大片富人区,房子掩映在绿树丛中,只能看见长长的车道和铁门,偶尔露出一角精心修剪的花园。那一带安静得几乎听不见人声,仿佛与世隔绝的孤岛。
我随口感叹:“豪宅有豪宅的好处,但太偏僻了,购物也不太方便。” 随即问宝麒:“如果可以选,你愿意住在我们现在的房子,还是这种幽静的富人区大宅?”
她想了想,若有所思地回答:“其实我们现在这么普通的房子,在很多地方的人眼里已经很不错了。我不觉得有必要住在豪宅里。”
那一刻,我心里微微一颤——这已不是孩子对物质的羡慕或攀比,而是一种带着“社会视角”的判断。她从台湾回来后就跟我说过:“以前不知道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这么优越。” 她甚至直到临走前,才把我们家周围环境的照片给寄宿家庭看,因为担心对方会觉得“奢侈”。寄宿父母看过后惊讶地说:“你们那里简直像电影里的住家。”
这句话像一面镜子,映照出不同社会对“正常生活”的标准、期待与落差。
接上宝麟,车里立刻热闹起来。兄妹俩叽叽喳喳,从课程聊到社团,从室友八卦说到食堂饭菜,笑声一路没停,直到回家。
晚饭前,话题又转到“东西海岸”的选择。宝麒说,现在她才真正体会到西海岸更适合自己:离家近、天气好,也有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。我说:“以前妈妈跟你讲这些,你听不进去,大概是我讲得太早了。不过没关系,将来你可以考虑申请这边的研究院。好在Amherst College 本身就是一所顶尖的学校,无论在哪里读书,你都不亏。”
正聊得轻松,宝麟忽然话锋一转:“如果有一天,国防部给我奖学金,让我参与导弹发射的电脑控制系统研发,你说我该不该去?我该不该有良心和道义上的负担(ethics concerns)?”
我一愣:“你已经有这样的 offer 了?”
他摇头:“没有,是认识的朋友在做类似项目。我就在想:如果轮到我,会不会纠结?”
于是,兄妹俩迅速从“专业选择”转向“工作与良知”的讨论:高薪但涉及伦理困境的工作,和收入普通却内心踏实的工作,该如何抉择?如果工作与武器、战争相关,自己要承担多大责任?“只是写代码”和“真正参与杀伤”之间,究竟隔着多远?两人你来我往,认真而严肃,毫无轻浮。
我在厨房准备晚餐,一边听一边心情复杂。一方面,为他们主动思考这些问题而欣慰——说明他们并不只追逐“薪水”、“名气”或“简历好看”;另一方面,这样的讨论,对我这个在中国长大的人来说,却有些陌生。
我从小接受的教育简单粗暴:个人有义务为国家服务。“组织需要你去哪儿,你就去哪儿”、“党让你干啥就干啥”——如果被国防部选中,那是光荣,是信任,令人羡慕,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还有“说不”的权利,更遑论“道义负担”。
那是一种深植于骨子里的集体主义训练:国家是抽象而宏大的整体,个人只是可随时调配的一个点。你被允许问的是“我够不够格”,而不是“这件事对不对”。战争被各种口号包装成“最正义的”、“保家卫国”、“光荣的牺牲”……在这样的语境下,孩子们很难学会讨论战争的正义性与残酷性——如果“敌人”并非抽象符号,而是和我一样有父母、有孩子、有生活的人呢?
近年来,每当我看到网上有人热烈讨论台海战事,心里就一阵发紧。不少中国年轻人在键盘后“热血沸腾”,用近乎醉酒的方式欢呼战争,谈论“武统”,却很少有人真正去想:那意味着什么?那可能是一场血腥的同族相残,是千万家庭的破碎,是几代人难以愈合的创伤。
而在圣地亚哥这间被绚丽晚霞笼罩的家中,我的两个拥有中美血脉、在美国长大孩子,却在认真探讨:一份与军事相关的工作,会不会让自己夜深人静时无法安眠?若技术被用于杀伤,能否心安理得地说一句“我只是写代码”?他们把“ethics concerns”摆上桌面,而非藏在心底当作不便言说的隐忧。
这种差异,对我而言既沉重,又透着一丝希望的光。
我先生年轻时恰逢越战年代。他常回忆,那一代美国男孩最大的恐惧,就是被征召去遥远亚洲的丛林作战。那是他们共同的历史阴影——被动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,被国家机器推着向前。如今,他担忧:若台海真有擦枪走火的一天,这一代美国青年,会不会也站在类似的十字路口,被迫卷入一场他们未必理解、更未必认同的战争?
听着孩子们的争论,我不禁在心里对比“我这一代的中国孩子”与“今天的美国孩子”。
中国式教育赋予我的,是一种强烈的“集体优先”逻辑:国家高于个人,服从压过质疑,“对错”常被简化为“立场”。而美国教育——至少在理想层面——反复强调“individual choice”(个体选择)、“personal responsibility”(个人责任)和“ethical reasoning”(伦理思辨)。现实中当然也有盲点,也会被宣传裹挟,但孩子们从小被鼓励:你可以不同意,可以发问,可以说“不”。
我的两个孩子,恰好夹在这两种传统之间:
一边是母亲身上传承的中国记忆、文化与叙事方式;
一边是他们亲身经历的美国校园、课堂与社会环境。
也许正因如此,他们才有机会在这条路上“多想半步”:
——在财富面前,能否意识到自己的“优越位置”?
——在择业时,是否将“薪水”与“良心”放在同一天平上?
——当国家、科技与战争捆绑在一起,还能否守住一点“做人的底线”?
夕阳把天空染成柔和的金黄色,海风从远处吹来,带着微凉。孩子们继续讨论他们的世界:专业、未来、价值观、可能的路。而我在心里,默默对他们说:
愿你们既能继承中国文化中对家庭与他人的责任感,也能保有美国教育赋予你们的那一点“质疑的勇气”。
愿你们在面对任何国家、任何权力时,都有能力先问自己一句:
“这件事,真的符合我的良心吗?”
如果历史的风暴再次掀起,
愿你们不是盲目追随政治潮流奔涌的那群人,
而是仍能守住清醒与善意的那一小撮。
而作为母亲,我唯一能做的,
就是在这些日常对话、这些路上的片刻里,
悄悄为你们打下这种思考的底色——
无论你们最终选择哪一条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