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对美国医疗的一些反思：一场虚惊后的思索》

这次宝麟突然住院，或许最终只是虚惊一场，但却为我打开了一扇深刻的思考之门。

昨天宝麒提到，她几位高中时的好朋友如今在 UCSD读书，她们都想成为医生。听说宝麟住院后，她们很关心。宝麒正处在对未来专业方向的迷茫中，她倾向于学习神经科学，但又明确表示不想从事医学方向的神经科学（例如脑外科）。我不解地问她：“你真的不愿意做医生吗？那不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职业吗？”她回答说：“我不想学医，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你的影响。”

我一时语塞。

的确，我从未梦想过成为一名医生，我的人生与医疗有过太多交集。小时候，大概不到三岁就患上了肺结核，虽然治愈了，但身体一直较弱。而我成长的环境——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——是一个极容易获得西医治疗的地方。这意味着：许多小病，都被当作大病来处理，抗生素使用得非常频繁。

这一切削弱了我的体质，让我成了中医眼里“脾胃虚弱”的人。再加上其他生活压力，成年后我曾长期饱受严重的消化系统紊乱和重度抑郁症的折磨。我也曾完全信任医生，直到有一天我才意识到：这条路，对我来说是走不通的。

我能想象张国 荣当年所承受的痛苦，也明白张纯如为何会吞枪。我知道：如果我无法找出属于自己的出路，我的结局肯定是灾难性的。

从2010年开始，我游离出传统西医体系，尝试探索其他自救的可能性。那些年，我在生死边缘挣扎，不可能完全拒绝西药——因为在急性阶段，只有西医才能迅速控制病情。但我更深的感受，是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以及戒断时的痛苦。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，目睹了我所经历的一切。

那时我对西医的怀疑与抱怨，也许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对专业的选择，尽管他们笃信科学。

我也说过：我不会像很多华人母亲那样，为了“高薪”逼孩子学医。学医必须出自内心的愿望，而不是出于收入或社会地位的考量。 但我也从未说过：我的孩子不能学医。

西医本身是伟大的。它代表着人类对身体结构与生理机制的深入探索，是理性与秩序在医学上的结晶。它让我们摆脱了巫术与迷信的时代，用数据、实验与可重复验证的过程来面对病症，是科学精神的光辉体现。然而，必须承认：当面对那些涉及情绪、心理、能量失衡，或病因复杂难明的慢性疾病时，西医常常显得束手无策。

比如抑郁症、功能性消化障碍、慢性疲劳……这些病症，往往在 CT 或血检报告中“查无异常”，便被轻描淡写地略过。但对患者而言，那些痛苦却真实得如影随形——绝非“想太多”可以解释，也不是“休息一下”就能痊愈的。

相比之下，中医、整合医学，甚至一些被主流视为边缘的疗法，有时反而能触及病根，带来意想不到的缓解与转机。这部分我今天暂不展开，我更想谈的是：这次宝麟住院的经历，带给我怎样的体会与反思。

在这次住院过程中，我对医院的整体处理是满意的。医生专业、流程清晰、效率高。但有一点，却在我心中留下了疑问。

当宝麟的肾功能指标出现严重异常时，医生解释说，这很可能是剧烈呕吐和腹泻引起的脱水所致——这是一种可以恢复的情况。但他随即补充道：“以宝麟的年龄，不该出现这种程度的问题，所以我怀疑他可能一直有肾病。”

那一刻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他问了许多问题，我都否认。我只说：宝麟小时候的确很晚才脱离尿布，但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发育稍慢，没有特别在意。

医生接着说，可能需要进行肾脏穿刺活检。除非他的判断错了……他还说，他对宝麟的肾功能会在48小时内恢复正常感到怀疑。

医生的话语对家属而言往往如泰山之重，而且会让人几乎失去了思考的空间。

今天我才能理顺自己的思维，我感觉作为病人或家属，我们是否应该拥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、去请教其他专家的意见? 是否应该经过多番分析再去决定是否必要接受创伤性治疗？

同时我心里有一个疑问：难道医生不可以等48小时后，根据指标的变化再与病人和家庭讨论更进一步的诊治吗？

我想起宝麟三岁时的一段往事。那时他刚上学前班，常常因为感冒引发扁桃体炎和中耳炎。医生建议手术切除扁桃体并植入导管。我当时吓懵了，但直觉告诉我，不能让宝麟走上我童年的路，给他的人生留下不可逆的隐患。

当时，我的母亲坚定地介入——她不让宝麟再去看西医，也不再使用抗生素，她自己用一些草药帮他调养。从那以后，直到这次生病前，宝麟再也没有使用过抗生素。

我今天并不是要否定美国的医疗体系。事实上，它的现代化水平、精密程度和科学精神，的确是全球领先的。但我想说的是：

无论科技多么发达，我们对“医”与“药”都应始终保持警觉。

👀医生再好，最好不必见；

👀药再好，最好不需要服；

👀医院再先进，最好不用进。

医保嘛，是必须的，但希望我们只是贡献出去。

今天我才发现这家医院竟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山丘之上。

人生的许多疾病，并不只是“身体”的问题。

讲究养生，必先养心。

这是人类必须思考的问题。